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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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义词 毕节儿童自杀事件一般指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
2015年6月9日23:30时许,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4名儿童在家中疑似农药中毒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
事件发生后,市、区迅速组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,对4名儿童中毒情况、服食农药的来源、抢救过程、死亡原因、家庭状况、入学情况等展开走访和调查。毕节市和七星关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,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。
2015年06月12日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,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,把工作做实、做细,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。对不作为、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,悲剧不能一再发生。[1] 
中文名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
事发地点
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
事发时间
2015年6月9日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事件背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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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留守儿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、城乡二元体制结构下出现的一群特殊儿童。
中国留守儿童的人数约为5800万,其中14岁以下留守儿童超过4000万,绝大部分留守儿童生活在经济贫困、地处偏远的农村地区。
家庭情况
孩子的母亲任希芬2014年3月因家暴外出,父亲2015年3月外出打工。爷爷奶奶20多年前去世,外公外婆离这边远,“几乎从不来照看孩子”。家庭日常事务主要由长子张启刚承担,包括照顾三个妹妹、饲养生猪等。四兄妹基本不出门,不仅不跟村里的大人打交道,也不跟村里同龄的孩子一起玩耍。
4名儿童在父亲外出打工后,独自居住在2011年修建的3层楼家中。孩子的姨婆潘玲说,平时孩子食宿自理,家中尚余1000多斤玉米和50多斤腊肉。张方其今年4月为孩子汇款700元。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事件经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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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张启刚班主任回忆,4个孩子从5月8日开始就都没上学了。这一个多月里她和邻居还有村干部去家访很多次,始终敲不开门见不到人,但通过邻居能确认他们在家。中间有一次曾敲开过门,最小的一个妹妹打开最里面的门告诉他们,说哥哥不让去上学。有一次村干部敲门后,张启刚向他承诺说会让妹妹去上学的,但也没有兑现。
经公安机关调查,4个孩子1男3女,是留守在家无大人照顾的四兄妹,一起喝农药自杀,最大哥哥13岁,最小妹妹5岁,系兄妹关系。[2] 
2015年6月9日23时许,这4名儿童被发现疑似在家中服食农药,紧急送往医院后,经抢救无效死亡。[3] 
事件发生后,警方在现场勘验中提取了这封遗书,在提取4名儿童在学校的作业本后,鉴定认为这封遗书是年纪最大男孩的原笔迹。遗书的大致内容是:“谢谢你们的好意,我们知道你们对我们好,可我们该走了,我曾经发过誓,我活不过15岁,可中间的意外让我活了这么多年,我现在14岁多,死亡是我多次的梦想,可是我从没有实现过,今天,终于实现了。”[4] 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事件伤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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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名死亡的留守儿童,老大是哥哥张启刚,14岁,就读于田坎小学6年级,三个妹妹分别叫张启秀(10岁,小学2年级)、张启玉(8岁,小学1年级)、张启味(5岁,幼儿园小班)。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事件处置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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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寻找父母

当地政府派出3个小组分赴贵阳市和广东佛山、揭阳等地寻找死者父母,并在当地查找其亲属。目前,死者母亲已联系上,并已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;已获悉其父亲所在地,由于手机联系不上,派出的工作组已前往寻找。[5] 
2015年6月12日,当地政府已联系上死者母亲,并派人前往所在地将其接回,但不知什么原因她一直不去殡仪馆露面。其父亲则在微博上回复媒体说:“已经知道家里的事情,明天回家。 ”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成立调查组

事件发生后,市、区迅速组织有关部门赶赴现场,对4名儿童中毒情况、服食农药的来源、抢救过程、死亡原因、家庭状况、入学情况等展开走访和调查。
毕节市和七星关区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,对该事件进行深入调查,待调查结束后,将视情节对七星关区田坎乡分管教育的党委委员、政法委书记胡海峰,七星关区田坎乡教管中心主任潘峰,田坎小学校长曾兴玉,田坎乡茨竹村党支部书记高华成,七星关区驻田坎乡茨竹村同步小康驻村工作组组长钱波,4名死亡儿童的结对帮扶教师杨小琴作相应的纪律处分,涉嫌犯罪的将移交司法机关处理。[6] 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专项督查

民政部高度重视,立即责成贵州省民政厅组成工作组赴当地了解情况。民政部决定会同有关部门开展社会救助专项督查。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追究责任

事件发生后,毕节市委和七星关区委立即召开会议,决定对在该事件中负有相关责任的责任人进行处理。
七星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杨黔、教育局局长叶荣和田坎乡茨竹村包村领导薛廷猛被停职检查;七星关区田坎乡党委书记聂宗献、乡长陈明福被免职。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领导批示

2015年06月12日,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十分关切并作出重要批示,要求有关部门对各地加强督促,把工作做实、做细,强调临时救助制度不能流于形式。对不作为、假落实的要严厉整改问责,悲剧不能一再发生。[1] 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事件反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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留守儿童的孤苦无依甚至内心的绝望,其实在遭遇情感上的“贫穷”,四个幼小生命瓜秧般的枯萎,死亡的不仅仅是几个脆弱的生命,死亡的却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文明水平。20年来,我国在农村留守儿童在生存权、发展权和特殊状态下的权利保护方面存在诸多问题,政府和社会应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来弥补农村留守儿童安全、福利和权利服务的不足。
应在坚持农村儿童利益优先的原则之上,从立法、行政、司法入手,构建完善的权益保障机制,为保护农村留守儿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“保驾护航” 。一是应从监护资格、监护职责、监护程序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农民工子女的委托监护制度,使留守儿童在父母外出期间也能获得安全、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充分保障;二是充分调动社会力量,创建农村留守儿童托管机构(建立“假日学校”),或者政府引导和鼓励社会力量介入农村留守儿童心理救援体系,弥补留守儿童在生活、教育,尤其是亲情方面的缺失;三是建立国家扶助机制,逐步改革户籍制度,放开户籍限制,实现地区城乡间经济、社会、教育等方面的均衡发展。[7] 

6·9毕节儿童农药中毒事件事件舆情反响分析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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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5年6月10日至6月16日,媒体关于“毕节留守儿童自杀”的新闻报道约5350篇,报道的主要网站为:京华时报、新华网、人民网、中国新闻网、新闻晨报等网络媒体。网民对此次事件的反应主要分为几大类:传播毕节4名留守儿童喝农药自杀的言论占31%,讨论自杀儿童“遗书”的言论占25%,呼吁关爱留守儿童的言论占21%,反思留守儿童之殇的言论占12%,有关总理批示留守儿童自杀事件的言论占6%。[8] 
参考资料
词条标签:
社会事件 社会 中小学